最低工资真的「跑输」通胀？

2018年5月13日

前言

每谈到法定最低工资，不少人都会和我算旧帐，指我于1999年在民主党内部讨论时的两篇文件中，表达反对设立法定最低工资。由于那两份文件，我放在设于香港大学的个人网页中，所以亦有教师用作有关法定最低工资的通识教材。当然，和我算旧帐的朋友，没有理会在2010年7月当民主党在立法会投票支持立法设立最低工资时，我是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，我是支持民主党投赞成票的。什么改变了我的立场？1999年的文章已有伏笔：「若以那些影响轻微或甚至有良好的（最低工资）研究条件来看，要在香港设立最低工资，便应在失业率甚低，而且在持续下降的时候，将最低工资定在实际最低工资之上。」

时移势易，重点是该十多年间劳工巿场的两大变化。一是于80年代，香港流失了约150万个制造业职位，导致基层劳工人手在服务行业中出现过剩，更令基层员工薪酬长期停滞不前；但到21世纪开始，早年由制造业流入服务行业的基层劳工人口陆续退休，到2010年，不少基层工种开始出现人手紧张。二是于1999年，香港失业率为6.2%，较1998年的4.7%恶化；而香港的失业率由2009年的5.3%降至2010年的4.3%，明显地向好发展；至2011年更降至3.4%。

增加最低工资的诉求

5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劳动节，而今年适逢是最低工资在港实行了七周年的日子。多个劳工团体都趁着劳动节，向政府表达诉求，争取不同的劳工权益。当中，有团体就着最低工资这个议题，批评最低工资未能追上通胀，故此要求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。

最低工资与通胀

那么到底最低工资，在过往的多次调整后，是否真的落后于通胀呢？

在2011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，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累计升幅为20.4% ¹，而最低工资水平则由28元调升23.2%至34.5元。换句话说，法定最低工资的增幅稍为超越通胀。当然，上述是统计数字，通胀对不同基层巿民的影响及感觉会有不同，例如租住私楼的基层巿民受到加租的影响较大，食物价格的升幅对基层巿民的感觉亦会较强烈。

有人会说，法定最低工资两年才加一次，下次到2019年5月，未加之前，不是滞后于通胀吗？这个便是分析的问题，若要比较下次增加法定最低工资前的工资与通胀，便应用2019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，比较2013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，更可以比较2011年4月（即实施法定最低工资前）的工资与通胀。用2019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，比较2011年5月的工资与通胀，便有些取巧了。

最低工资与低薪雇员收入

说到2011年5月实施法定最低工资之前的情况，2011年第一季清洁工每月平均收入为5,890元，到2017年第四季每月平均已升至9,148元，即增幅达55.3%。另一个数字，更反映近数年基层劳工薪酬的改善。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，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，低薪（即最低「十等分」组别）全职雇员 ²的平均每月就业收入，较最低工资实施前的季度（2011年2月至4月）上升了55.8%，在扣除通胀后实质升幅达到23.3%。由此可见，最低薪雇员的收入有实质的显著改善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政府数据分析，赚取最低工资的劳工占所有雇员的百分比有所减少，由2011年5月至6月的6.4%，下降至2013年5月至6月的3.4%，2015年5月至6月的1.4%，以及至2017年5月至6月的0.9%。上述数据反映，在基层劳动人口步入退休潮，人力供应日渐紧张及理想的就业市场情况下，不少较低薪雇员的工资获得显著改善，甚至已超越法定最低工资水平。

最低工资对本港就业市场、社会、经济（包括中小企的承受能力）、通胀、生产力、竞争力、工资水平等多方面均可能有影响。故此，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最低工资水平进行检讨，须按以数据为依归的原则参考「一系列指标」的数据及其他调查的资料，并考虑其他未能完全量化的相关因素，以确保最低工资水平在防止工资过低的同时，不会导致低薪职位流失和损害香港的经济发展及竞争力。

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谘询工作

我亦藉此呼吁大家，积极参与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公众谘询，并在本月二十日前，透过委员会网页的电子表格（www.mwc.org.hk）、传真（2110 3518）、电邮（mwc@labour.gov.hk ），或邮寄（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港政府大楼一楼最低工资委员会），向委员会提出意见。

完

¹ 撇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

² 撇除最低工资所不适用的政府雇员及留宿家庭佣工